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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潮

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与社会责任

朱斌 著

弄潮：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与社会责任

朱斌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弄潮：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与社会责任／朱斌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5（明德群学/冯仕政总主编.中国社会变迁）ISBN978-7-300-32818-8

I. ① 弄..Ⅱ. ① 朱..Ⅲ. ① 民营企业一企业发展一研究一中国IV. ① F279.245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4）第094026号

总序

一八九五年，其时之中国，积弱不振，在甲午战争中节节败退。作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中的一员、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严复先生对国事深感痛惜，扼腕奋舌，发表《原强》一文，文中先谈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后论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在文中，严复首次使用“群学”概念翻译“sociology”一词，该概念借自荀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严复称群学之中心为“人伦之事”，认为斯宾塞之群学“约其所论，其节目支条，与吾《大学》所谓诚正修齐治平之事有不期而合者”，而《大学》中言，“诚、正、修、齐、治、平”为“明德”之道，所以，“明德群学”在社会学引人中国之始，便已是题中应有之义，严复先生所论之群学，也从一开始就和国家强盛之道关联在一起。严复先生从洋务运动的失败进而思考国家强盛的根本，认为国家富强之道在于鼓民力、开民智及新民德，此三者为强国之本。

一八九七年起，严复先生陆续翻译了英国社会思想家斯宾塞《社会学研究》一书中各篇，一九〇三年结集出版时取译名为《群学肆言》。该书是斯宾塞关于社会学的奠基性作品，主要讨论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问题，从日常的生活现象开始，分析社会现象为什么需要科学的研究，回答社会学能否成为科学，鼓励人们摆脱以“上帝”“伟人”视角来对社会做出解释的习惯，从中抽离和“祛魅”。在该书中，斯宾塞分析了社会现象的特性以及开展针对社会现象之科学研究的困难，系统地阐述了可能影响社会现象之研究结果的各种因素。对于严复先生而言，尽管斯宾塞之群学和中国圣贤之论有不期而合者，但斯宾塞所论述的群学是成体之学，是有体系的科学新理。严复表明他的翻译及论著均旨在以西方科学新理重新解释中国过去治乱兴衰的根源，并据此提出其救亡经世之方，所谓“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

时至今日，距严复先生发表《原强》一文，已然一百多年，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中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全体人民摆脱绝对贫困，生活全方位改善，人均预期寿命、人均受教育程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持续提高，严复先生一百多年前的强国梦想，已经在一代一代中国人的努力下阶段性地实现。当然，我们仍然面临新的问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城乡和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仍然显著，人口增长开始步人下降通道，未富先老问题正在显现，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仍需努力。挑战总在不断出现，有些是中国所独有的，也有些是人类所共同面对的，在斯宾塞先生的故乡——英国，也产生了众多斯宾塞不曾预料到的问题：移民无序涌入、政治分裂、社会福利不公、社会流动困难等等。全球共此凉热，人类社会迎来了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唯对我们自身的了解和研究并没有迎来同等水平的提高和进步，社会学研究也因此依然任重道远。

中国人民大学的社会学学科肇基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一一陕北公学（1937年），社会学系是陕北公学首创的五个学系之一，且为当时招生规模最大的学系。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命名组建后，陈达、李景汉、吴景超、赵承信、戴世光、陈文仙、全慰天等一大批老一辈社会学家来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建立了优良的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郑杭生、刘铮、邬沧萍、沙莲香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带领广大师生高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旗帜，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扎根中国大地，一代接力一代开展学科建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逐渐发展为二级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培养体系完整，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政启民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国社会学教学和研究重镇。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伟大的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伟大的时代将会催生伟大的作品和伟大的理论，社会学有着更大的责任去发挥学科所长，深人调研和了解中国，以中国之实践滋养中国之知识、中国之理论，建构中国之自主知识体系。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服务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实践，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组建“明德群学”丛书系列。丛书暂设以下分系列：“中国社会变迁”丛书，由李路路教授主编；“中国社会学史论”丛书，由奂平清教授主编；“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丛书，由陈那波教授主编。“明德群学”丛书系列将有组织地汇集社会学一级学科下众多优秀作品，聚焦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伟大实践，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致力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以“群学”求“明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学科应有的贡献。

目录

第一章 导论 / 001

三、研究数据 /022

第二章谁是市场弄潮儿？—民营企业主的

社会来源与企业成长 / 029

第一节市场转型背景下的精英流动 /030

一、市场转型背景下的精英流动研究 /030
二、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及其影响 /035

第二节谁更可能创业? / 040

一、创业者的社会来源 /04

二、研究设计 /045

第三节谁更可能成为大企业主？ /053

一、民营企业主的工作来源与企业成长 /053

二、研究设计 /062
三、结果分析 /065
四、小结 / 076

第四节大企业主的家庭来源 / 078

一、企业主的家庭来源与企业发展 /078

二、研究设计 /085

三、结果分析 /088

四、小结 /097

第三章多元发展：民营企业的关系网络

与经营绩效 /099第一节中国民营经济兴起的相关讨论 / 100第二节家族联系与企业经营绩效 / 107一、家族的力量 /107二、研究设计 /118四、小结 /127第三节政治联系与企业经营绩效 / 130

一、政治联系作用的争论 /130
二、研究设计 /136
三、结果分析 /139
四、小结 / 144

第四节民营企业的多元发展模式 / 146一、多元发展的猜想 /146三、结果分析 /15四、小结 / 160第四章社会反哺：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 /164第一节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研究 / 165

一、规范性研究 /165
二、经验性研究 /170

第二节企业主社会来源与社会责任行为 / 174一、企业主社会来源对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 / 174二、研究设计 /17第三节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 / 195

一、关于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 /195
二、研究设计 /205
三、结果分析 /208
四、小结 /211

第四节企业政治联系与社会责任行为 / 215一、关于企业政治联系与社会责任行为 /215二、研究设计 /22三、结果分析 /223四、小结 /229

第五章 结论 /233

一、经济发展的弄潮儿 /234
二、经济发展的组织基础 /237
三、达则兼济天下 /240
四、国家主导下的多元市场转型 /242

/ 246

图表目录

表1-1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关于民营经济的重要表述／004图1-1本书分析框架 /021表1-2调查企业的企业主基本情况 /025表1-3调查企业的基本情况 /026表1-4调查企业的规模分布 /027表 2-1各变量简单描述统计 /047表 2-2初职创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048表2-3现职创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050表 2-4各变量简单描述统计 /064表2-5企业主的工作来源与初始企业规模 /066表 2-6企业主的工作来源与企业成长 /069表2-7不同来源企业主的特征差异 /071表2-8企业主社会来源影响企业成长速度的中间机制 /073表2-9企业主的工作来源与当前企业规模 /074表2-10企业规模旋转后的因子分析结果 /086表 2-11各变量简单描述统计 /087表 2-12企业主家庭来源与企业规模的关系 /089

表 2-13不同时期的企业主社会来源系数Wald 比较 /092
表 2-14企业主家庭来源与企业主教育获得的关系 /093
表 2-15企业主家庭来源与创业路径的关系 / 094
表 2-16分阶段企业主社会来源与企业规模的关系 / 096
表3-1旋转后的因子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 /120
表3-2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 /120
表3-3各变量简单描述统计 / 121
表3-4企业规模、家族意图与家族控制（ N{=}2\;748 ） /122
表3-5ROE（对数）回归模型的最小二乘估计（ N{=}2 087 )/125
表3-6ROS（对数）回归模型的最小二乘估计（N=2444）／127
表3-7不同类型政治联系的影响机制与结果 /136
表3-8各变量简单描述统计 /139
表3-9企业政治联系与经营绩效的关系（ N{=}3\ 351 / 141
表3-10企业政治联系影响经营绩效的中间机制 / 144
表3-11中国民营企业多元发展模式预测 / 151
表3-12各变量简单描述统计（ N{=}4 255 / 154
表 3-13民营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N{=}4 255 ）/155
表3-14民营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因素的规模差异与地区差异
分析 / 157
表3-15民营企业发展的多元模式分析 /159
表 4-1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结果 /170
表4-2各变量简单描述统计 /182
表4-3企业主社会来源与中介变量的关系（ N{=}3\;460 /185
表 4-4企业主社会来源与社会责任投入的关系 /188
表4-5企业主社会来源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投入额度的
中间机制 /192

表 4-6企业主社会来源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投入强度的中间机制 /193表 4-7各变量简单描述统计 /207表4-8家族涉人与企业社会责任投入绝对额的最大似然估计 /209表4-9家族涉人与企业社会责任投入强度的最大似然估计 /211表 4-10各变量简单描述统计 /223表 4-11企业政治联系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关系 /225表 4-12企业政治联系与中介变量的关系 /227表4-13个人政治联系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投入额的中间机制 /228表4-14企业政治联系与社会责任投入强度的关系 /230

第一章「导论

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中国民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历史。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民营经济已经发展壮大，在推动发展、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和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得到普遍承认，2023年7月14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进一步指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

第一，民营企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截至2021年，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达到4457.5万户，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达到 92.1% ；民营企业税收增加到112 447亿元，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达到 59.6%^{registered} ；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56.9% ；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增长到19万亿元，占外贸总值的 48.6% ，民营企业对外贸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 58.2% 自 2019 年起，民营企业占据我国外贸第一大主体地位。

第二，民营企业是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2）》指出，2021年，我国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占比 82% ，有效发明专利数占比 79.9%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报告（2021）》显示，2021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达69.6万件，排名前十位的国内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据7席。全国工商联《2022研发投人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2年研发投人前1000家民营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1.08万亿元，占全国研发经费投入的38.58%，占全国企业研发经费支出的50.16%。

第三，民营企业是吸纳就业、施行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力量。2021年,中国私营个体就业总数达到4亿人，占城镇就业人员比例超过 80%^{registered} ，吸纳新增就业人员超过了全国城镇新增就业总量。民营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把企业发展和回报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根据《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2）》的不完全统计，2021年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中，共有11万余家民营企业捐款172亿元，捐物119亿元，设立基金62亿元；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名单中，73个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及慈善项目荣列其中；2021年全国共有基金会8885家，民营企业基金会作为非公募基金会的重要力量，数量占2/3左右，且呈稳步增长态势。

回顾历史，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并非一而就。表1-1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关于民营经济的重要表述，从中可以看出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整个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②

第一阶段（1978一1996年）是民营经济作为补充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个体经济首先得到法律承认，随后私营经济也得到法律承认，不过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仍然只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虽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但对私营经济的态度是以“引导、监督和管理”为主。

第二阶段（1997一2012年）是民营经济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阶段。从党的十五大开始，中国民营经济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合法性从三个方面得以确认。在国家态度上，从原来的“引导、监督与管理”转变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在产权上，私有产权与私有财产得到宪法保护；在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上，党的十六大明确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民营企业家陆续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

第三阶段（2013年至今）是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同等重要的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将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表明我们党对民营经济达到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

可以看到，四十年来，我国民营经济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其经济地位与政治合法性从逐步承认到不断确认。虽然民营经济整体上不断发展壮大，但民营企业内部存在较大异质性，有的企业披荆斩棘，稳步成长为明星企业；有的企业战战兢兢，只能维持基本生存；有的企业稳扎稳打，实现代际传承；有的企业峰回路转，最终折戟沉沙。那么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哪些企业的经营绩效更高、发展更好、能成长为大企业呢？另外，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国家与社会民众对民营企业的态度也发生变化，从原来的不信任，到逐渐期待民营企业发挥更积极的社会作用，2023年7月14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指出：“教育引导民营企业自觉担负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那么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哪些企业更可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反哺社会呢？

围绕上述两个基本问题，已经形成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其中大多数是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本书则试图从社会学视角对关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做一些补充。下文首先对社会学关于民营企业的研究做一概览，由此来提炼出社会学的分析视角，并形成本书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则对本书使用的数据与分析的样本做一基本介绍。

二、民营企业的社会学研究

改革开放早期，民营经济发展刚刚起步，合法性还有待巩固，很多企业都是“挂靠”在其他国有单位，或者通过“戴红帽子”的方式伪装成公有制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掩盖了民营企业发展的势头，故而大量社会学研究聚焦于乡镇企业。随着越来越多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在90年代中后期改制，民营企业开始大量涌现，此时社会学的相关研究逐渐丰富起来。然而，相比于其他领域，社会学关于民营企业的研究相对较少，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企业与经济研究传统上属于经济学、管理学研究范畴，而且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路径与理论，社会学者往往避而不谈；另一方面，相比于个体的经验材料，关于民营企业的经验材料尤其是调查数据更难获得，这也限制了经验研究的开展。

本部分将对中国社会学关于民营企业的相关研究进行简单总结，进而提出本书的分析框架。这些研究根据研究对象，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两个层次：以民营企业主为研究对象的群体层次、以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的组织层次。研究对象的差异导致核心问题也有所不同，下面具体分析。

1．民营企业主研究

民营企业主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民营企业主是否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围绕这个核心问题，可以进一步衍生出三个具体问题：其一，从经济基础来界定阶层结构的话，民营企业主的阶层位置比较好确定，那么民营企业主作为新兴市场精英，主要来自哪里？又具有怎样的社会人口特征？其二，从阶层形成的角度来看，一个经济阶层要成为社会阶层，从自在阶级转向自为阶级，需要在阶层认同、生活方式、社会流动等方面形成区别于其他阶层的一致性，那么民营企业主这个群体是否满足相应的条件呢？其三，民营企业主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甚至是社会阶层，其社会－政治功能是怎样的，对社会－政治秩序有何影响？这包括：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如何？如何处理与国家的关系？国家又如何应对?

首先，民营企业主从何而来？早期研究主要与市场转型理论对话，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原再分配干部难以适应新的市场规则，故而在成为市场精英上没有优势。反对者强调，原再分配干部拥有更高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因此更可能“下海”成为民营企业主。?中国的经验研究发现,原再分配干部仍然具有更大优势转变为新兴市场精英，但这一过程在城市与农村可能不太一样：农村干部从一开始就具有较大优势；而在城市中，干部的优势只有到改革逐渐深入以后才开始显现。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民营企业主的规模越来越大，其社会来源也在变化，有市场背景、受过高等教育、普通群众的构成有所上升。

其次，民营企业主是否从占有生产资料的经济阶层转变为阶层边界比较清晰的社会阶层呢？从民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来看，一方面，企业主内部存在明显差异，不同规模、不同政治身份的企业主的地位认同差别较大；另一方面，不同类型企业主的地位认同都呈现下降趋势，这与他们客观社会地位的上升构成了悖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政治身份的负向效应越来越强。·代际流动也能反映阶层边界情况，研究发现，精英代际再生产有变强的趋势，既体现为市场精英的多代继承趋于强化?，也表现为体制精英的子代成为市场精英的可能性趋于变强?。总的来看，民营企业主阶层正在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为的社会阶层，但这一过程正在进行中，还远未结束。

最后，随着民营企业主规模的扩大，这一社会群体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影响呢？西方学者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路径的影响，通常关心的命题是，民营企业主阶层是否成为国家以外推动政治发展的社会力量。6然而，大量经验研究发现，中国的民营企业主并没有寻求系统的政治变革，他们接受或者支持现有的体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受益者，他们的主观价值对于西方民主价值也持有保留态度”，更重要的是，政党与政府能够积极适应社会变化，将民营企业主纳入政治系统中来?。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有选择地吸收民营企业主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一些研究讨论了什么样的企业主更可能被选中，除了企业影响力如企业规模、企业绩效以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也是重要影响因素。①

当然，虽然民营企业主不会通过集体行为与国家直接抗争，但不代表民营企业主不能影响政府行为。有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有相当大的政策执行变通的空间，为企业影响地方政策执行提供了渠道，企业主可以通过即迎合政绩、坐地要价、利益疏通、借力施压和正式沟通等方式来影响地方政策。当与政府或管理部门产生纠纷时，大中规模企业主与有政治资本的企业主则能通过组织渠道如行政渠道或行业协会来与政府沟通，从而解决纠纷；其他议价能力较低的企业主则更有可能采取其他方式甚至抗争方式。?

综上所述，围绕民营企业主已经形成了许多富有启发的研究，不过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分析。

首先，由于数据的限制，大多数研究的目光仅仅聚焦于谁更可能进人经济市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跨越体制进人市场越来越容易，然而，有多少人“下海”经商羽而归，幸存者只是他们中的少数，成功者甚至是极少数。只有那些企业生存时间更长、企业经营更为成功的民营企业主，才反映了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转变为市场精英的真实图景。在这种情况下，进人市场后，谁能成为大企业主才是更值得讨论的问题。目前仅有少数研究分析了大企业主的社会来源，但是这些研究要么使用的数据太早,要么研究的群体过于特殊，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所使用的数据都是特定时期的，并不能反映我国市场转型的动态过程变化，而且也未深入分析企业主社会来源对其企业成长的具体影响路径。

其次，在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视野下，既有研究注意到个体的社会来源与其创业和企业经营密切相关，但大多数研究所关心的社会来源只是企业主本人过去的社会经历，而忽略了他们的家庭出身背景。近年来一些关于代际精英流动的研究显示，家庭背景对市场精英地位的获得具有重要影响。然而，这些研究主要还是从整体精英获得角度来看家庭背景影响的,而未专门讨论家庭背景对大企业主形成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

最后，既有研究对于民营企业主社会功能的讨论聚焦于企业主对政治秩序的可能影响，而较少涉及他们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责任。事实上,从新闻报道中，我们除了能看到富豪榜也能看到慈善榜，也有学者发现，像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士绅”那样去行事，对于企业主参政议政具有重要影响。由此可见，政府与社会都期待民营企业主富起来之后能够“先富带后富”，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那么，企业主的社会来源除了会影响他们的企业成长，是否也会影响他们履行社会责任呢？如果有影响，其影响机制是怎样的？

2．民营企业研究

民营企业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学视角去解释民营企业的组织行为与结果。在经济学看来，民营企业是一种原子化的理性组织，所有行为都是基于效率最大化的考虑而开展的。社会学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首先，企业组织是一种自然系统，没有唯一的目标，其组织目标是企业参与者赋予的。由于企业参与者的利益不一致，因此企业目标也是复杂的，对于企业参与者而言，企业自身的生存就变成了首要目标，只有企业生存下去，参与者的利益、价值、理想才有实现的可能。其次，企业组织也不是原子化，而是嵌人在各种社会结构（这里的社会结构泛指个体与组织生产生活的外部宏观环境）之中，企业参与者的利益、价值、偏好都与之有关，故而企业行为与结果也受到这些社会结构的影响。在这些社会结构中，关系嵌入、制度嵌入与文化嵌入的研究相对比较丰富，下面我从这三个方面着手介绍。

（1）新经济社会学认为，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体，经济行为都是嵌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从这个角度去分析民营企业，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探讨企业与其他组织的关系网络是如何建构的。企业的关系网络除了因为血缘、姻缘、地缘等基于先赋特征而建立的关系外，更多的则是企业主发挥个人能动性，积极经营建立的。有研究细致描述了企业主寻找、编织关系和巩固、发展关系的过程，从中还发现南北方企业主的差异。例如，南方企业主在构建关系网络时多以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核心向外拓展，关系网比较多元；而在东北，由于受单位制的过度影响,在关系网络建构的过程中，通常以业缘关系为核心，并向外拓宽，但以政府关系网为主。这也显示出企业关系网络的建构不只与企业主（们）的个人努力有关，往往还会受到宏观政治结构与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企业的各种网络中，连锁董事网因为分析工具的成熟，其建构过程得到较多讨论。马磊认为，基于欧美公司经验的组织间网络理论以市场效率为出发点，忽略了网络产生的制度背景，事实上企业间网络嵌入在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网络形态。他的一系列研究发现，企业的产权性质与行政层级会影响到其在连锁董事会中的位置。黄冬娅等人的研究发现，传统民营经济低度的产业集中化和较低的国家权力整合，使得市场转型中新兴民营经济依然依附于国家权力，并通过地方和个人化空间来与国家权力互动；但中国平台企业所处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表现为平台企业市场集中度高、国家监管力度强化，这使得平台企业政府事务部门专门化成为普遍现象。

另一条线索探讨企业关系网络（企业社会资本）对其行为与结果的影响。首先，不同学者对如何测量企业社会资本有不同的理解，不过都是以企业关系网络为基础测量的。尉建文基于“网络闭合”和“网络结构”两种视角，从组织和群体两个层面及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部分区分了不同类型的企业社会资本：在组织层面上将企业看作是网络中的节点，关注企业的正式关系以及网络结构特征；在群体层面上将企业社会资本看作是企业“班底”的内部信任程度以及他们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其次，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并不总能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但民营企业的发展却不弱于前者，对此的一个主要解释在于民营企业获得了社会力量的重要支持。这种社会力量既来自传统家族网络?，也来自企业之间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组织网络，如产业群网络、行业协会、合会等?，还有就是企业主本身所发展的私人关系网络。当然，近年来的研究也开始注意到，企业所嵌入的社会网络并不一定就会带来收益，在不同制度环境、不同发展阶段甚至可能带来更高成本和风险。5

（2）围绕制度与组织的关系形成了新制度主义理论流派。在该理论看来，组织同时面对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组织结构与实践只有遵循制度环境的要求，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接受与信任，也就是获得合法性，否则就会出现所谓“合法性”危机。不同理论家对制度的理解往往不同，斯科特认为，制度由三个基础要素构成，即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要素，这三个基础要素从不同层面为组织提供了合法性。从新制度主义来研究中国民营企业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比较效率逻辑与合法性逻辑对于民营企业行为的解释。一些研究系统分析了在西方社会被奉为圭桌的一些企业结构与实践在中国企业中的扩散情况，例如现代企业制度、股东导向型的公司治理机制?、多元化战略”，研究发现，这些企业制度与实践在中国的采纳与扩散，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能够提高经营效率，而是政治和市场权力迫使企业采纳新的组织形式以符合“最佳”公司的相关特征，在成为企业主流结构与实践后，则被更多企业广泛采纳。事实上，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企业结构如工会、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扩散同样遵循合法性逻辑，研究还发现，各类同构机制—包括强制机制、规范机制和模仿机制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普遍存在。

其二，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最主要制度主体就是国家以及国家所决定的制度环境。那么国家是如何影响企业组织的？这有两个路径：一方面，国家能够改变企业生存的市场环境，从而直接影响企业行为。有研究发现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产权保护制度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的激励效应°；企业环保投入随着外部监管强度的增强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陈宗仕、张建君进一步指出制度的作用不仅是同构，监管性制度之间还存在替代的机制，在法治水平高的地区，工人更可能通过法律手段而不是工会渠道维护自身权益?。另一方面，国家能够嵌入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从而影响企业行为，典型的有党组织。不少研究揭示党组织能够引导企业更多投入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从而提高生产绩效?；与此同时，党组织也明显提高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投入，包括加大环保投入、提高企业福利保障制度（包括社会保险制度、休息休假制度和额外福利制度）的建设水平、促进企业慈善捐赠。

（3）从文化视角分析企业行为常常与制度分析相混淆，毕竟在一些制度主义学者看来，文化可能就属于制度的一种，或者在制度建构的过程中，文化发挥着重要影响。我认为，文化分析与制度分析还不能看作完全一样：文化对企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决策者和企业成员的价值理念与思维图示，进而使他们能够自然地主动行为；而制度环境的影响即使有认知成分在里面，更重要的还是以权力与合法性为基础。此外，制度相对容易变迁，因此制度分析主要关心当下的制度影响，而文化分析却能回溯至传承已久的文化对企业行为的持续影响，故而文化分析又带有历史分析的色彩。在分析中国企业时，学者们常常注意到两种这样的所谓传统文化。

一种是较近的传统，也即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观念。一些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创建时期“企业办社会”的传统会对它们当前的实践活动产生持续的影响，这些企业改制以后仍然会提供比其他民营企业更多的组织福利，而这种效应只有在制度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才会弱化。

另一种更久远也是讨论更多的传统，就是家族文化。这是因为，家族伦理与家族制度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征，几千年传统的社会心理积淀对企业的组织、经营行为与生命周期都产生着重大影响。大量研究显示，在这种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家长式领导成为华人企业领导行为的重要特征，这种领导包括威权、仁慈以及德行领导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不同领导模式会激起员工不同的反应，这些领导模式之间的不同组合会影响领导与部属之间的关系。除了影响内部管理特征，家族文化同样会影响企业的对外行为。例如，有研究在比较跨国公司与中国民营企业的捐赠行为时发现，前者主要以“企业公民”为捐赠理念，后者则以“回报社会”和“慈善”为主要理念。

综上，社会学在分析民营企业的组织行为与结果时，通常将其看作是自然系统，嵌人在各种社会网络、制度与文化等结构中，这些社会结构既会形塑其组织行为的偏好与动机，也会影响其行为结果。当然，社会网络、制度与文化本身也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相互交错，例如，大量研究显示，在不同制度环境下，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对其慈善捐赠、研发投入?、银行融资◎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但正如杨典与向静林指出的：“国家、家庭和‘关系’是中国社会的三种基础性制度力量，可以称之为中国社会的‘元制度’。这三种‘元制度’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是中国社会区别于西方社会的关键变量，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底层逻辑和现实根基。”事实上,在民营企业的各种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同国家与家族的关系。一方面，国家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整合与分配能力，故而政治联系常常影响企业的资源获取，也会带来资源依赖；另一方面，家族具有强烈的内生发展动力和代际的一体发展模式，一旦企业与家族紧密结合，家庭本位伦理便会深刻影响企业行为的偏好与动机。

总的来说，在分析中国民营企业的组织行为与结果时，绕不开政治联系与家族联系这两种关系网络。就本书的研究问题而言，目前已有不少研究探讨这两种关系网对企业行为与结果的影响，但这些研究相互之间存在不少矛盾，基本结论也存在非常多的模糊性，我认为，这可能是多个原因共同造成的。

其一，学者们对政治联系与家族联系的界定存在差异。以政治联系为例，有的学者以企业主个人的联系作为企业政治联系，有的学者以企业内党组织作为政治联系，有的学者将企业政治联系区分为创业前就建立的政治联系与创业后才发展起来的政治联系。由于不同政治联系的性质不一样，其对企业行为与结果的影响自然也存在差异。

其二，不同学者使用的样本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企业规模不同，有的研究分析上市企业，有的研究分析普通企业；企业涉及行业不同，有的研究只分析特定行业（如高科技行业)，有的研究分析样本涉及各个行业；企业涉及地域不同，有的研究使用全国样本，有的研究使用特定省份样本；样本调查时间不同；等等。使用样本不同，会使得企业内在结构特征与外部环境都不一样，关系网络的影响也就有可能因此而变化，这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关系网络作用的异质性。

此外，就本书的研究问题而言，既有研究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内容。一方面，目前大部分研究分别探讨了政治联系与家族联系对企业经营结果的影响，并基于此而争论民营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与社会基础何者更为重要。然而，民营经济的发展可能是多种力量共同推动的，故而在分析企业经营结果的影响因素时，有必要同时纳人政治联系与家族联系，从而探讨多元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只是从理论上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较少有研究实证检验具体机制，这也是本书希望有所拓展的内容。

3．分析框架

上文关于民营企业研究的总结涉及民营企业的方方面面，其中一些观点能为本书具体问题的回答提供一些参考。从民营企业研究的两个层次出发，本书主要关心两个自变量，即企业主社会来源与企业关系网络（见图1-1)。企业主社会来源是指企业主创业前的工作经历以及家庭背景，而企业关系网络主要包括政治联系与家族联系，具体界定在后文还有介绍。

图1-1本书分析框架

本书第一个分析问题是：哪些企业经营绩效更高、发展更好，能成长为大企业？企业的经营结果最终取决于企业能否获得足够的资源，能否同时降低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将此看作是一个理性的市场过程，社会学却认为这是一个社会过程，许多社会因素会作用于这个过程，其中就包括企业主社会来源与企业关系网络。所以上述问题可以转化为：企业主社会来源与企业关系网络会对企业经营结果产生怎样的影响?考虑到企业主社会来源在逻辑上先于企业的创立，因此我们可以考察企业主社会来源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包括对企业成长过程与成长结果的影响，企业成长结果反映为企业的最终规模，而成长过程则体现了企业规模的增长速度，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经营效率。与之不同，既有数据只能观察到企业当前的关系网络，故而只能分析这些关系网络对企业当前的经营绩效的影响。

本书第二个分析问题是：哪些企业更可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反哺社会？或者说，企业主社会来源与企业关系网络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这种影响可能存在多种路径。首先，企业经济实力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而企业主社会来源与企业关系网络又会影响企业经济实力。其次，正如民营企业研究显示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文化会影响企业行为，这可能也会体现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上。一方面，随着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全球兴起，国家与社会期待民营企业也能履行更多社会责任，这构成了一种制度压力。另一方面，人们的价值理念会影响他们的社会责任行为?，而特定文化可能会形塑企业主或企业管理层关于社会责任的价值理念与思维认知，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决策。由于企业主的社会经历不同、企业嵌入的关系网络不同，而这可能使得不同企业主与企业嵌入不同制度与文化环境中，因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可能也不一样。

三、研究数据

本书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hinesePrivateEnterprise Survey，CPES）。该调查是目前国内持续时间最长的大型全国性抽样调查之一，从1993年开始，此后基本每两年进行一次，目前已分别于1993年、1995年、1997年、2000年、2002年、2004年、2006年、2008年、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2020年进行了14次。1993 年第一次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全国工商联研究室共同主持，目前则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组成的“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来主持。历次调查名称有所不同，为叙述方便，本书统一使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

“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抽样的总原则是在全国范围内按一定比例0.03%~0.05% ，每次的比例根据调查经费的不同有所差别）进行多阶段抽样。第一，确定需抽样的总数和各省、市、自治区抽样户数；第二，在各省、市、自治区内抽取计划单，单列市或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各一个，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高、中、低的县各一个；第三，按城乡比例确定城、乡调查户数；第四，按城乡各自行业分布确定各行业调查户数；第五，按等距原则抽取具体被调查户。总的来说，该调查范围涵盖我国境内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各个行业、各种规模和类型的民营企业,虽然早期调查在抽样方案或执行上有一定缺陷，但整体上依然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使用该数据并发表在学术期刊的论文达到300多篇，其中中文期刊论文200多篇，外文期刊论文近100篇，其中不乏《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权威期刊，由此可见该数据在目前民营企业的研究中已经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表1-2至表1-4给出了历年调查样本中企业主与企业基本情况的描述。由于2020年调查数据还未公开，故而没有给出相关情况。总体来看，除了个别年份，调查样本数量随着调查时间推移而逐步增加。首先来看企业主基本情况（见表1-2)，这里主要包括三个特征：性别、出生世代与受教育程度。从企业主性别来看，男性企业主数量明显多于女性企业主，不过女性企业主占比总体呈增加趋势，从1990年代的约 10% 增加到目前的接近四分之一。随着调查时间推移，企业主世代更替非常明显，在1990 年代调查的时候，1950年代左右出生的企业主（“50前”“50后”）占绝大多数；但现在“70后”“80后”企业主已经占据大多数，而1950年代左右出生的企业主则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企业主的受教育程度也有了明显提高：在1990年代，四成多的企业主只接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目前接近七成的企业主接受过高等教育，这与我国教育扩张有关。而且，民营企业主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普通人的受教育程度。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约为2.2亿人，只占总人口的 15.5%

其次来看企业基本情况（见表1-3）。由于我国对企业行业的划分有所变动，故而难以对企业所在细分行业进行分类，只粗分为三大类：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趋势是，第二产业的企业数量有所减少，而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企业数量逐渐增加，目前超过一半的民营企业都在第三产业。企业的地域分布相对稳定，东部地区的企业数量一直最多，超过一半的企业都在东部地区。调查样本企业的平均生存时间也在增加，这一方面固然与调查时间有关，早期调查时候大多数都是新建的企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在延长。

最后来看企业规模分布的变化（见表1-4）。我采用了两个指标来衡量企业规模，一是企业员工规模，二是企业销售额。从企业员工规模来看，企业规模呈缩小趋势，员工数量在10人以下的企业占比总体上先降低后上升，员工数量在 10~99 人的企业占比总体上不断下降，员工数量在1 000人及以上的企业占比总体上则是先上升后下降。这可能与服务业企业数量增加、制造业企业数量下降有关，因为比较而言，制造业企业雇佣员工数量往往高于服务业雇佣员工数量。考虑到通货膨胀的问题，企业销售额根据2018年的物价指数进行了调整，整体上企业销售额分布呈现两极分化趋势，销售额在100万元以下的企业占比先下降后上升，销售额在100万 ~1\ 000 万元的企业占比总体下降，而销售额在10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占比趋于上升，其中销售额在1亿元及以上的企业占比增加更多。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互联网平台的发展降低了人们创业的门槛，故而微型企业数量快速上升；另一方面那些传统民营企业的规模还在继续扩大。